因此，支付系统现代化，DC/EP和E-CNY会首先对跨境的零售使用，包括旅行者商务访问之间的使用，也包括现在比较时兴的零售网购等方面都会带来提升的体验，同时对人民币会有好处。

凯恩斯又提议设在纽约，美国还是不同意。同样，域外国家并不多是欧洲发达国家，还有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事实上，彼此之间的合作非常融洽，非常有效。就像联合国的改革一样，很多国家都认为联合国要改革，安理会要改革，但安理会的成员国并没有就如何改革达成一致。这张照片被广泛传播，给世人展示了一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援国颐指气使的姿态。但是，欧洲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票数加起来，也可以超过75%，加起来也有集体的否决权，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很好的平衡，解决了心头之忧。二战结束后，中国也是战胜国，作为名列第四的大国，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是整个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讨论，基本都是在英美两国之间，其他国家实际上只是列席而已。

日本何尝不想把总部设在东京。所以，我们还是要谦虚一点，谦虚谨慎，这总是没错的。在德国，虽然法律和监管并未禁止此类贷款，但金融系统在从事此类贷款业务时均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这种格局，使得我国金融、实体两大部门之间的矛盾较其他国家更为突出。二 以中国的问题为牵引来研究德国金融，当然意在从这项研究中获取借鉴。纵观世界各国，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我们看到，为了在应该支持和不应该支持之间找到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各国当局，甚至世界银行都费尽心思，其中最典型的努力便是编制各种类型的拒贷率（其对应便是放贷率），用来为金融部门的贷款行为划定合理界限。美国企业的杠杆率在发达经济体中较低，2000 年为64.1%，此后逐渐攀升，到2019 年年底达到75.7%。

2007 年，储贷危机的阴影尚未完全褪去，美国又以次贷危机的方式，再次在房地产金融市场中爆发危机，并由此引发了美国、欧洲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2017 年，德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仅为4%，分别比同期美国和英国低3.6 个和3 个百分点，2019 年该比例进一步降至3.9%。

在房地产金融一侧，德国也极具特色。一 在我看来，与类似的论著相比，《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贯穿始终的问题导向。这个更先进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继续为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提供长期资金的支持，还应能为改善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提供助力，更能为着眼未来但充满了风险的创业资本提供激励。毋庸讳言，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的金融改革，无论是相继设立资本市场（主板）、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还是兴办真正的投资银行，乃至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设计，或多或少都有美国的影子。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德国长期坚持租房为主、购房为辅。我们看到，《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分析的。所谓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根本要求就是降低流通成本，提高金融的中介效率和分配效率，助力企业创造利润。三 正是因为全书的研究和写作是带着中国问题的，所以，《金融的谜题：德国金融体系比较研究》对于若干困扰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快就把建立更先进的金融体系的任务摆在中国改革者的面前。正如我早在几年前就曾指出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个命题，并不像一望之下的那么简单明了。

美国的情况也许更为严重，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发生了绵延十余年的储贷危机。在内容十分充实的前言中，这些问题以德国金融印象之题首次集中展现，并进行了初步梳理，发挥了为全书导读的作用。

书中的分析非常重要，因为它理顺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提出金融部门是不从事物质生产的部门，它的功能只是服务于资本形式的转化。另外，任何机构如果要发行潘德布雷夫抵押债券，必须具有充足的担保，而且在发行潘德布雷夫抵押债券时，抵押贷款用作担保物时不得超过房产MLV 的60%。另外，德国住房贷款市场在计算贷款价值比时，所适用的房屋评估价低于即时市场价值的MLV。20 世纪末期以来，房地产市场的扭曲、房地产金融市场的波动，甚至成为导致多数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长期衰退的主要因素。下了如此深入的有机体解剖的功夫之后，作者事实上进一步告诉读者：德国的经验，哪些是我们可以学得来的，哪些是需要我们创造若干前提条件方可借鉴实施的，哪些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我国企业的负债率和杠杆率立即急剧飙升。

第一条路径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真且深入地思考，对于中国这种独具特色的体制机制，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东方国度，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或者说，怎样的金融体系才更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才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走向成熟？第二条路径则是拓展向发达经济体学习、借鉴的范围——我们不再仅仅面向美国，不再仅仅面对盎格鲁- 撒克逊传统，还将我们的视野投向德国、日本这些具有其他文明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度。讨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侧，我们还需讨论该命题的企业侧。

我以为，这是该书又一值得关注的地方。同时，德国的贷款价值比通常为70%，也比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低。

近年来，越来越多严肃的研究者开始质疑这种制度诉求的合理性：如果那些总是位列榜首的改革目标历经20余年都成效甚微，我们是不是应当重新审视这些目标的合理性呢？ 令人欣喜的是，新的探索已经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最先进入改革设计者视野的是中国香港，其主要经验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多于米店。

同样显然的是，这个部门的成本越低越好。截至2019 年，德国住房资金的来源，储蓄银行占32.1%、商业银行占24.7%、信用社占23.8%、建房互助协会则占10%。德国之所以能在发达经济体乃至全球各国中独树一帜，原因可以从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两个侧面加以分析。如今得到这样一部凝聚几位专家学者智慧的最新研究成果，我当然不愿放过了解和研究的机会。

固定利率主导，较好地隔离了货币政策变动对房地产市场的扰动。大致说来，新的探索沿着两条路径展开。

这种结构大大弱化了房地产金融的商业色彩，也对抑制德国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市场的泡沫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中国香港毕竟只是一个城市经济体，其经验难与大国相匹，于是，学习的视野自然便转移到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于是就有了大机构、专业银行体制、产融结合、主办银行制等在20 世纪80 年代的推广。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有可称道之处。日本企业在发达经济体中杠杆率最高，2000 年为117.7%，2019 年年底已降至101.6%。

受危机影响，国内经济急剧下行，优良客户急剧减少，很多企业被银行停贷、断贷甚至抽贷。（一）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近年来，金融应当服务实体经济几乎成为国内所有财经文件、会议、文章以及媒体的箴言。在实践中，由于此类贷款存在杠杆，因而是在金融体系和房地产市场之间传导信息、放大政策效应的重要渠道，自然地，对此类贷款施以管理，可以有效地防止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共振。正是因为重重设防，房地产市场中天然存在的投机因素被降至最低，从而使得德国成为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受到房地产市场干扰的国家，进而，在房地产市场中不可避免的不公平因素，也大大消弭了。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从金融功能入手分析，或许能引导我们走出困境。正因为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的剧烈波动，都强烈影响着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然而，如果有少数国家可以自外于这个趋势的话，那就是德国。企业理性的融资优先次序为：内源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

当然，由于同样的原因，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更强化了需要向德国学点什么的愿望，毕竟，中国以银行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集体主义至上、追求公平的社会精神等，使得中德之间似乎更有共通之处，基于这些民族精神和社会背景，我们学习德国发展金融业的经验似乎更有条件一些。作为专业且负责任的宏观调控机构，央行始终坚持自己严防金融风险的立场，但是急切之间却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各方的汹汹指责。